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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食足,而后知荣辱

先说个小故事,有次我在高铁站过安检,安检机前面要排队。我和前面一个人之间隔了大概有半米的空隙,一个不留意,一个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的大叔,就插到了我的前面。

看大叔的穿着打扮,和他拿的那几个麻袋,我几乎可以肯定,他并没有什么钱,社会地位恐怕也不高。我不禁想到,当他在其它社会场合下,被那些掌握权力、金钱的人欺负时(这种事情时有发生),他会不会想到,今天在他有这点小小的权力、可以插队的时候,他也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,不管别人呢?

以前我们总是觉得,某个社会现象,就是社会现象本身。比如,政府不尽责,就是政府不好。企业不注意社会公德,就是企业不好。学校压迫小孩,就是学校不好。明星不注重影响,就是明星不好。其实,我们都错了。

当一个社会的习惯,就是注意自己的私利、甚至不讲规矩、利益至上时,任何一个有哪怕一点点权力的人,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侵犯别人,为自己拿来利益。当一个官员利用权力的时候,当一个企业家利用资本的时候,当一个医生收红包的时候,哪怕当一个衣衫不整的大叔插队的时候,他们的内心,其实是一样的:我的利益,高于别人。

也许,当插队的大叔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,当一个企业家被政府卡脖子的时候,当一个医生发现商人唯利是图的时候,当一个政府官员发现医生吊儿郎当的时候,他们会抱怨社会的无良。但是,他们都忘记了,我们所有人,就是这个社会。而同一个社会,并不会培养出不同的群体。

而这问题的根源,都在于人人只讲自己的私利,不顾别人。这看起来似乎很绝望,但好消息是,这种自私自利的氛围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要想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,我们就要先回答一个问题,什么样的人更不容易自私?从个体来看,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,各行各业、各个国家,都有坏人、都有好人。但是,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,这个问题不难回答:越有钱的人,相对来说,越不容易自私。(注意,这只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概率问题,并不是一个“有钱人就是好、穷人就坏”的道德性绝对论断,下同。)

不信,你去全世界走一圈,你会发现,在人均GDP大于4万美元的国家里,无论这个国家地处东亚、南亚、北美、欧洲还是中东,当地居民多半比较不自私。人们之间相对来说更加互相信任,利用自己的小权利侵害别人的事情更少。人们更容易排队,更不容易偷税漏税、以权谋私,腐败更少,动物保护做的更好,等等。反之,在越穷的国家,人们在处理“我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哪个更重要”这个问题时,往往做的越糟糕。

而这背后的逻辑,说来玄妙,实则简单:人们总是试图抓住那些自己匮乏的东西,而对自己不缺乏的东西则更加自信、无所谓。

举个例子,你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说“老阿姨你好呀”,姑娘一般不会太有意见,人家青春美丽写在脸上,谁在乎你这么调侃(我甚至有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同事,外号就叫老某)。但是,你要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“老太婆早啊”,你看人家不揍死你。贫穷也是一样,物质和金钱的匮乏,本身就会让人们更重视利益。而富裕的生活环境,更容易培养出公德心更重的人群。这与种族无关、与国家无关、与道德无关,这是人类的天性。

所以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就说,“仓廪实而后知礼节,衣食足而后知荣辱。”一个贫穷的国家,我们必然会看到社会的不道德。而一个富裕的国家,由于大家都有足够的钱、而且从小也都有足够的钱,民众天然的不会太在乎自己的利益(反正也够用了),相对就会更加在意别人的感受、更有公德,管子所说的“礼节、荣辱”,也就自然而来。

其实,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几乎每个现在富裕的国家,都曾经有过一个“贫穷和不道德”的阶段。英国曾经有过雾都孤儿,美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,社会曾经被托拉斯搞得乌烟瘴气,黑帮也非常流行(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自己去查,比如著名的“罗斯福总统的香肠”、“芝加哥打字机”)。香港这座今天的廉洁之城、法治之城,在上世纪40到70年代曾经贪腐横行(最具代表性的就是“两次警廉冲突”)。今天的人们大多已经不记得当年的旧事,但是它们却真实存在过。

即使从个人层面来说,我在看人的经验中,也发现这种“生活经历中越富足的人,相对来说,往往越容易有义气”的特点。那些从小生活在富足环境、或者最起码是衣食无忧的环境中的人,相对于从小生活在需要算计每一分钱的人来说,从概率上来说,更容易具有包容心和爱心。当然,个体并不相同,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善良的人、也都有自私的人。这里所说的,只是一种统计概率、而不是“因为所以”式的必然关系、抑或一种“你富你就好”的极端性道德审判。

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“富足生活造成的性格”,与当前生活是否富足,关系不大。主要的影响因素,来自一个人在少年、青年时代的家庭环境。也就是说,一个现在腰缠万贯、但是少年时家境贫寒的人,相对于那些少年时家境殷实、现在也不过只是小康水平的人来说,前者更容易看重自己的利益。

同时,只要保证衣食无忧、生活中没有紧迫感,太多的金钱并没有太多的作用。也就是说,钱足够使用即可,太多的钱除了培养骄傲和奢华,往往并不会带来“利他性格”这个方面的显著不同。

此外,我们也不应该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生活中的富足程度。对于一个从小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,和一个从小从体制里成长起来的人,尽管他们从小到大的家庭环境,金钱水平可能相同,但是后者往往会有更加富足的生活环境:他的家庭更加稳定、父母工作更加有保障、心态更加平和、周围人的利他氛围更强,这些都是富足的来源。

在我的人生经验中,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大学毕业生,通过找家庭关系、而不是通过正常的校园招聘进入一些企业。我以前对这种走关系的学生有点看法,觉得虽然学历差不多,但总是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找工作。时间久了,我发现撇开能力高低不谈,这些“关系户”往往人都不太坏,日常工作中也大多很好相处。究其原因,恐怕就是因为家里社会关系的人,大概率上来说,家里从小条件都还不差,因此往往也就养成了不容易较私利、相对更容易考虑别人的性格。(注意这里的分析都不是绝对,而是一种概率分析。)

在南怀瑾先生的书稿中,南先生也曾经说过刘邦和项羽的性格特点。尽管刘邦是一个绝对好的事业伙伴、一个绝对好的领导者、一个绝对优秀的战略家,但是如果纯粹从交朋友角度来说,南先生说,他还是喜欢交项羽这样的朋友。

刘邦出身寒微,四十岁以前基本上都在为生计发愁。结果汉朝建立以后,刘邦性格中的弱点暴露,诛杀大将功臣,“高鸟尽而良弓藏,狡兔死而走狗烹。”韩信被杀之前痛言,“悔不听蒯通之言。”反之,贵族出身、从小不缺吃穿和社会地位的项羽,则要讲义气的多。正所谓“二十有才能逐鹿,八千无命欲从龙”,项羽的八千子弟兵也因此对他忠心耿耿,虽然兵败乌江,然而至死不叛。《史记》中记载,项羽身边最后追随他的二十八骑,在面对五千汉军的围剿时,在乌江边的小山包上,陪同项王三次舍命冲杀。至今读来,这种绝境中真正的义气,仍然让人泪下。

而刘项之间的这种区别,在他们的平时生活中,就可以看出来。刘邦在逃跑的时候,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子推下车(为了让车跑的快一点)。而项羽呢,“人有疾病,涕泣分饮食”。爱兵如子,所以士皆为知己者死。那么,换你选朋友、哪怕是选老板,你又会选谁呢?

作者:陈嘉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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